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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页数： 130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第1版 (2012年9月1日)

语种： 简体中文

ASIN: B0758DKHVK

品牌: 后浪出版公司

 序: 对“全球增温”的思考和选择

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环保的暴力》作序，我颇费思考。读完全书后，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很可能不合时宜。但有些事关乎大计，不得不说。

当下，“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碳交易”成了流行语，有的人一开口挺时尚的：“你低碳了吗？”——“低碳”毕竟上升到了发展的方向或路径层面。这些以“限制碳排放”为目标的严厉措施或行为约束，似乎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阻止“全球气候增温”，抑制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等等生态灾难。但细想，却又不知决定的“巨手”在哪里，有没有更清醒清晰的方向。

应当坦率地承认，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目光敏锐，观点犀利。本书的观点真是振聋发聩——虽然有时政治的眼光同样会导致立论的偏激，但他真实地指出了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确实，世界上不乏有创见的一流科学家，但人们很难听到他们发表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看法——事实很可能如瓦茨拉夫?克劳斯所指出的，他们受到了“傲慢的警告”，几乎都无法发表不同的意见。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统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而且仅认为是碳排放造成——只是一种假说，是被无限扩大的“链式推理”。

现在以这种假说为前提的环保行动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几乎主导了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确实，这种“学术成果”使一些科学家名利双收；如同人权问题一样，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占据了道义和科学的“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了特别的话语权，而企业家们则大有利可图。——比如，设置新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推销装备和技术。在“全球增温”解释权被少数人垄断之后，一位荷兰物理学家对此曾表示，起初感到不安，现在则感到“生气”。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统补充说：“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因为从事环境和政治新闻报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全球变化”问题。“气候增温”只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非洲大旱持续到1984年；1960年南太平洋多次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气候异常和严重的旱涝灾害，与这些灾害相联系的还有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洋异常。

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施全球变化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旨在对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研究。世界气候计划(WCP)、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试验（TOGA）等，也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是多学科、开放式的，经各国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努力，仍远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可以说，地球学科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同时，在全球变化这个巨系统面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局限。

地球系统的生态圈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组成的。地球的各个圈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时它又是开放的，和外界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根本上来说，地球大气和海洋运动以及生命活动，其能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即所谓“万物生长靠太阳”。从物理成因来看，引起一年四季温度变化直接原因，是由于各地在春夏秋冬的日照量不同所致，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时，黄道面和赤道面有着一个约23°27′的夹角所致——直射的阳光在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之间不断移动。

在中高纬度的大陆，一年中冬季和夏季的月平均气温可差20—60℃之多——这种温差的变幅，远超出现在谈论的零点几度的增温。因此，人类对于太阳活动或与此有关的种种变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对于“太阳的作用，是人类完全鞭长莫及的”。

现在，有人告诉你，在薄薄有大气圈中——确切地说，在对流层中，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增温。其原因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于太阳的短波辐射是透明的，而对于地表向外放射的长波辐射（主要在13—17微米的波谱区），则具有强烈的吸收作用。

确实，自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以及森林破坏减少等原因，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为增加，据说二十多年后，可能比工业化前增加一倍。——但毕竟，二氧化碳只是一种微量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为0.039％，或者说万分之三左右，而且还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根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模拟试验，引起大气增温的参数相差相当悬殊，大气增温在1.5—4.5℃之间，海平面上升0.2—1.4米。但考虑了海气相互作用之后，其增温幅度可能要比这个值低一些。（《全球变化》，任振球著，科学出版社）——如果模拟试验有3倍之差的数据，而且实际增温幅度可能更低一些，则很难说获得了一致的肯定的结论，这只能表明科学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

“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好像当今世界的环保只纠缠在大气中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上，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反而不那么看重了。——这的确是环境保护主题的“嬗变”。

应当承认，二氧化碳并不仅仅影响阳光的照射，还可提高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提高玉米的产量，历史上的暖湿时期，大多雨量也比较充沛。二氧化碳对地球长波辐射的影响——导致了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其实已经有诸多难解的纠结。它与人类活动的关联度究竟有多少？其中有多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所致？多少是可以限排减排的？其投入与成本是否经济？

——真正的科学决非随心所欲的言词发挥。比如上个世纪已经有研究表明，种植水稻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产生。西方曾有不少人提出限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水稻的种植面积，并以此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粮食缺乏和饥荒阴影挥之不去，穷人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的国度里，限制水稻种植会大大推高国际粮价，他们买得起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吗？

对于全球变化，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学科最朴素、最本质的问题。

而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付出多少经济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管控”住大气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发生变化——在这期间，会不会因荒漠化的扩展、火山爆发和天文因素等，使这一切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成为一个打水的竹篮？

在地质年代和冰河时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也是变化的。有研究表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三大冰期内都是比较低的，在第四纪大冰期内，末次冰期的盛期，二氧化碳仅为现代的一半，而在间冰期内，二氧化碳含量也比较高。——但这些显然与人类无关。

一些人以为，气候变化似乎都是以亿年、万年为尺度，其实并不尽然。有史以来，地球上就多次出现过暖湿和干冷期。距今3400年前附近，我国处于殷商温暖时代。从东周至秦汉时代，也处于一个温暖时期。在公元4—6世纪气候变冷后，唐代也有个转折，温度比现在高，这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才变冷。一般地说，温暖时期植物繁茂，光合作用消耗的二氧化碳也多。

十七世纪的小冰期，平均温度也比现在低2℃左右。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北半球温度也有几次大的波动。其中二十世纪初和六十年代以后，为两个低温时期，气温平均有0.4℃左右的下降，只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才连续出现暖冬和创纪录的高温。有天文学认为，在千年和百年两种时间尺度下，冷暖变迁是由于九大行星地心会聚的参数变化引起的，十九世纪北半球气温变化与地球自转速度变化有关。——总之，大阳与地球的关系变化，对大气温度的影响，要比人类大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海平面的升高，世界各地各不相同，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差异也很大——有的还呈下降态势。否则，一些岛国早就遭到没顶之灾了。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其决定因素的指向，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碳排放”，而是多元的综合。

瓦茨拉夫?克劳斯视野开阔，旁征博引，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曾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重要国际讲坛上发表演讲，回答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商业委员的提问。他认为，与影响气候的大自然的力量强度相比，任何政策应当客观地评估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潜力。试图控制愈加频繁的太阳活动或大洋环流运动的做法，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采纳各种成本高昂、以消耗稀缺资源为代价的方法，以阻止不可能被阻止的气候变化。实际上忽视了每一项政策措施都必须以经济成本分析为依据。各国的发展、收入和财富水平各不相同，却要做出全球的、整体的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高昂，也不公平。

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环保的暴力》这本书，它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左右，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节能减排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但减排的绝不仅仅是二氧化碳，而应该是污染物。——在实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层层下达指标，以致不少地区都出现盲目的“拉闸限电”，甚至限制城市民用电等现象，这给群众生活和经济运行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黑暗中摸索”，回到发展的原点，不是我们的初衷。正像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的风险，最有效的是加快自身的发展。

是的，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格陵兰的夏天冰川在不断解体，跌落的冰山随洋流漂移；可同时，在暗夜南极的冰盖上迷漫着暴风雪——这是电视镜头不可能拍摄到的。地球和太阳都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着，一年四季也在继续轮回，几乎每年不同地区都有极端的天气出现，有创纪录的高温或低温。仰望星空，我们应该多一些问号，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求索。

是为序。

朱幼棣

2012年7月

致中国读者

我的《环保的暴力》一书的捷文原版已在五年前，于2007年发行。

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证据、新的信息及观点，还产生了一批新的全球变暖批评家及维护者。在全球互联互通的当今世界，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足以能够让我们回首往故，以时间距离来评估本书所阐述的宗旨。过去的几年中，我本人对全球变暖问题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曾经出版时长达十页的参考文献目录，现在我可以几倍地加长。但是，假如让我尝试将全书彻底改写，那么，不会作任何根本性的修改。

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有些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而其它方面则几乎毫无进展。越来越多的来自非专业的，还有科学界的批评者在面对这一论调时毫无畏惧，挺身而出。他们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版新的文章、研究专论及书籍。他们论证说，地球上的气候自古以来实际上一直处于自然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将温度的缓慢上升归罪于人、归罪于人类生活活动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全球变暖论调在当今政坛仍火力不减，所以仍然有很多政客、公众人物、社会党人及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对以此津津乐道，将全球变暖要么变成其盈利的生意，要么变成他们反抗自由，对抗市场及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一论调，经常被其维护者们引证为“至上之善”和“拯救世界”，它不仅仅是错误的、无用的无聊之论，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其采用的形式则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补助和调控，这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的自然发展运行。

近年来，尤其是来自科学界的批评意见日益增长，全球变暖论调维护者们周围还有丑闻发生，与此同时，以往的“气温歇斯底里症”却在减退。当今的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他们开始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作批评性的思考，而不再如从前那样相信那些激进的言论了。全球变暖论调者们则由此改变了策略，将他们的警告声调放低。然而，由他们引发并掀起的一系列措施，正上演愈烈。

由此我认为，我在2007年出版的书中所倡导的观点，仍具有活力与现实性。过去的几年中，《Blue Planet in GreenShackles》一书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出版发行，除去我用母语书写的捷克文版，还有德语、荷兰语、英语、俄语、波兰语、西班牙语、保加利亚语、意大利语、法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丹麦语，阿拉伯语，日语，葡萄牙语，黑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版本。中文版本将成为其第十九种语言版本。

我要感谢所有为本书中文版发行而工作的各位人士。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人类文明、科学与文化摇篮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之一，她富有无限的自然资源和勤劳的人民。这本书能够被这个国度的读者所阅读，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这本书里，我着重区分两件事情，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保护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围绕着全球变暖话题所漫布的荒谬的恐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们应该保护生活环境，但绝不应该试图对气候指手画脚，就所谓的气候变化之战采取一系列措施，牵涉到全世界所有国家，限制这些国家的兴旺繁荣与经济增长。

瓦茨拉夫?克劳斯

2012年7月

前  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别温暖的冬天足以让环保人士和他们的追随者产生影响深远的结论，并衍生出要采取激进措施的建议，认为我们应针对气候的问题该做点什么，就在此时此刻。这种小题大作完全不考虑长期趋势，比如整个二十世纪平均气温仅仅上升了0.6摄氏度。

一个事件紧接着另一事件。全球电影院上映了阿尔?戈尔 ( Al Gore)获奥斯卡奖的、看似是纪录片的的影片。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预订的《斯特恩报告》 (SternReview，2006)炫耀式发布。还有——与其称为专业性毋宁说是政治性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第四次报告总结，早在出版前几个月就已经出现在报刊头条。由此可见，政治家们的正确水准，已经一锤定音，强加给我们的却只有一种唯一认可的真理。所有其它的观点都被标为不可接受。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不久前曾经讲到，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露面一样，全球气温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发表言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压力在人类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出现。阿尔?戈尔获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冰山一角。

我同意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所说的观点，“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将现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将真理与舆论区分开来。这在我们的信息时代(在我看来更应说是伪信息时代)特别的紧迫，特别的重要。“(迈克尔?克莱顿，2003) 这本小书也希望对此课题发表看法。

全球变暖论在近期已经成为真理对舆论这一问题的一种象征和范例。由政治家们公认的真理已经被建立起来，反驳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不少人士，其中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课题、其原因及后果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受到全球变暖假说以及其衍生假说的拥护者傲慢的警告。这些假说将全球变暖问题与一些特殊的人类活动关联起来。他们担心这些计划或已经实施的措施将会危及他们所有人——而且很快将会如此。我本人，也和他们持一样的担忧和焦虑。

这些假说的辩护者及鼓动者大多数是因研究这一现象而在经济与科学认可方面名利双收的科学家们，和与其合作的政客们(还有政客们的学术与媒体追随者们)。这对他们从政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话题上，有助于建设他们的政治事业。

对此，我与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特内格斯(HendrikTennekes)具有同样的感想。他曾于1990年就对此些论调发表了激烈的抗议，如今，他意识到有必要再次进行呼吁。他解释道在1990年和2007年之间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只是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却是生气。”他补充道，生气是对他的科学同仁们。我要补充的是，生气的对象还有一些政治家们。

亨德里克?特内格斯引用S?H?施耐德（S.H. Schneider）于1976年引自哈维?布鲁克（HarveyBrook，那时是哈佛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讲的话，“科学家们不能再对公开发表的科学观点所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抱天真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科学观点具有政治性繁殖力，那么他们有义务声明他们的科学观点可能在政治及价值观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应该在其本身推测对他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究竟有多大影响方面，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仁、他们的读者，保持诚实和正直。”这一点是接下来我的探讨中关键的主题。

我与麻省理工学院 R?S?林德森 (R.S.Lindsen)教授所见略同。他在不久前写道，“后来人将会对此感到惊奇，并觉得有些好玩，二十一世纪初一个发达世界竟然会因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升高零点几度而惊慌失措，将非常不确定的电脑模型预测与难以置信的链式推理结合夸大，并且以此为根据，主张重返工业革命前的年代。(引自霍纳[Horner]，2007)

这些事情也是这本薄册里所要讲的。这本书产生于2007年的头三个月，是我全职就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期间产生的副产品。所以与其说是进行原始研究，毋宁说是摘录引言罢了。本书只是自然科学领域非专业人士知识，别无其它奢望。但我也不视此为不足。全球变暖的话题，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毋宁说是社会科学，与其说是气候学不如说是经济学，与其说是谈论温度平均上升零点几摄氏度，不如说是讲人及人的自由的问题。

在2007年3月中旬，我即将完成这本书的时候， 我接到邀请为美国众议院，所谓的“听证会” (“hearings”)与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以回答五个提问的形式进行对立答辩。我回答的捷克文版本作为本书的附录一。2007年9月，我在纽约的联合国全球气候会议上作了演讲。演讲内容作为本书的附录四。

我非常感谢多位同仁和朋友们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提炼。近期来，我感受到非常有意义的谈话，尤其是与伊希?外格 (Ji?í Weigl)和杜山?提斯卡 ( Du?an T?íska) (及其对文本提出的意见), 还有与哈佛大学卢波什?摩陶 博士(Dr. Lubo?Motl), 还有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弗雷德?辛格教授(Fred Singer)的电子邮件往来。

实际上，作为当今全世界这一讨论的见证人，可以说，连我也是不仅仅感到不安了，我也很生气，于是写出如下文字。

出版后记

相信读者对环境保护的议题并不陌生。近些年来，“全球变暖”绝对是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环保”、“绿色”、“低碳”这些相关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甚至成为了关乎人类未来生死攸关的话题。在这场绿色的狂热之下，大至决策制定者，小至平民百姓，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充满激情的斗士，用“微小而热烈”的力量，像阻止“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一样，“悲壮而坚毅”地将地球母亲从“未来的灭亡”之中拯救出来。

然而，在这场保护环境、抵制变暖的战役中，环保的概念却被一再地扩大化。更准确地说，在对未知灾难的恐惧笼罩下，环保似乎逐渐脱离了它谦卑而善良的初衷，被推上了神坛，畸变为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客们建立声望，打击对手的武器，成为科学界分门别派、厚此薄彼的标准，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干涉自由贸易，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借口。“生态法西斯主义”、“环保主义”、“极端环保主义”等名词的出现，标志着环保本应创造的自由绿洲，悄然之间已被一幅藤蔓般的枷锁禁锢。一些冷静下来的人逐渐恢复了清醒的意识，开始了理性的思考。

本书作者瓦茨拉夫?克劳斯先生，曾为金融专业教授，如今又连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具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在这本《环保的暴力》中，克劳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分析了全球变暖宏观话语下一些既成定式的观点和认知，例如资源的耗竭和可再生资源，并以经济学的思路进行层层推演，分析了未来的财富与技术进步问题，未来状态的贴现问题，以及环保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等。此外，他还以独特的政治家视角，剖析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环保运动背后驳杂纷纭的政治实质，描摹了在一片喧嚣的道德煽情之间滋生蔓延的专制主义形态。其与主流环保认知鲜明对立的立场，以及对科学界流弊偏见冷峻无情的揭露，使得这本著作呈现出警示性的力量，发人深省。

《环保的暴力》的观点别具一格。它不仅为读者思考当今环保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了独特的科学论据和思维角度，更为读者思考诸多环保之外的问题提供了各种可能。虽然作者为捷克人，书中所引资料和背景也大多来自捷克本土或欧洲，但对于我国读者而言，该书依然具有可观的参考价值与观照价值。

另外，在本书的引进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个领域的朋友和同仁的倾力帮助。在此，我们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编委，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张宏，经济观察网编辑冯娟，以及来自捷克共和国的PetrHyl先生的推荐和联络。我们还要感谢译者宋凤云等人，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利博尔?塞奇卡先生，捷克共和国总统府，以及捷克的GRANDPRINC出版社的贡献和支持。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朱幼棣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切中肯綮的序言。还有许多同仁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无法一一列举，在此真诚向各位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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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

 第一章  环保VS环保主义：问题的界定

　　岌岌可危的是人的自由/环保主义作为一种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它也具有一些专制主义特点/作者关于阿尔?戈尔及其评论文章的争论/经济在这场争论中的重要性

　　尽管就环境问题我反复地在发言并写作，但却都不是很系统。所以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考虑就生活环境，尤其是所谓的全球变暖——这场在当今是如此敏感的，并以如此不公正、不理性的方式在进行着的争论，向公众表达我更完整一些的看法。因为我一直都在不安地关注着，这个话题正越来越甚地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根本性的纷争。虽然毫无疑问它只是代替性的话题，而这，也正是我想要强调的。

　　显然，当前纷争的主题是关于人类自由的——我再次强调这与生态环境无关。这些主题在相对富裕、较为发达的国家比在较不发达国家（较穷国家）更受到关注。而在相对贫穷的较不发达国家里，人们通常更关心的是其他（更为现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些相对贫穷国家，更有可能在这种（根本与他们无关的）纷争中受到最大的牵害。这些国家正在成为环保主义者的“人质”。这些环保主义者的主张是要以巨大的代价来阻碍人类的进步。最终的受害者将是那些最贫穷的人们。而他们野心勃勃的主张实际上几乎不会收到任何成效。比约恩?隆伯格（Bj?rnLomborg）说得好：兑现阿诺?戈尔（AlGore）的所有建议（以巨额的财政支出为代价），只能带来如此可笑的后果，即，假如当今环境大灾难论者们设想中的情形成真的话，那么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居民被所谓上升的海平面淹没的场景将不会在2100年发生，而是在2105年到来！所以，他也和我一样，确信我们应该做些与此完全不同的事情，做一些能够产生真正效果的事情。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首先要大声地，就这一话题，表达我对古典派自由主义者们，这个几近被判灭绝的人种所持观点完全的赞同。古典派自由主义者们所言极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专制主义（而且在丝绒革命17年后的今天，绝对更不会是它的那种极端版本，也就是我们捷克人亲身体验过的那种专制主义的版本），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这场政治运动最初源于谦逊的、或许其初衷本身是具有一定善意的环境保护主题，但却逐渐自我嬗变成为一种几乎与大自然毫不相关的环境主义论调了。

　　这股意识潮流在当今，已经成为那些完全彻底地以人类自由为主旨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替代形式。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

　　为避免误会，我需要澄清，我的目的不是要干预自然科学或生态科学的研究。事实上，环保主义与自然科学毫不相干。而更为糟糕的是，环保主义与社会科学令人遗憾地亦无任何共同之处，即便其活动范围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地之内。从这一角度看，环保主义显示出（某些）自然科学学者天真无邪的状态，他们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严格遵循科学原则，而一旦跨出其研究领域，便将科学原则完全抛诸脑后，遗忘殆尽了。

　　无论环保主义如何招摇其科学性，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它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真实世界、大自然以及人类，拒绝正视其自然演化进程。它绝对化地看待世界和大自然的现状，并把这种现状强行划归为碰不得的标准，把其任何一种变化都宣称为致命性的危险。

　　阿尔?戈尔在其不久前发表于纽约的并被广泛转载的演讲里明确表示“我们目前正濒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倘若我们在10年时间之内不采取措施，将无法躲过一场不可避免的毁灭，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将丧失栖身之处。”（纽约大学法学院，2006年9月18日）这一论断简直荒诞不经，可以称得上是危言耸听、谎报军情了。此类宣言，以及其他种种，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这颗行星的历史进程中，大陆和海洋的状态及形状，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构成，大气层的演变等等，都曾经经历过持续的变迁。其变迁原因既有内生性的、复杂的自然机制，也有人类不可控制的外生性因素。这些机制——例如太阳的作用——是人类所完全鞭长莫及的。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也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导致这些变迁的因素之一。对环保主义者们而言——他们的想法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了——事实上人类活动成为一个外生性因素。地形地貌特征因人类行为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动物和植物物种增加了，某些局部的气候发生了变化。然而，除了少数地方性的例外，人类活动对于过往及现今的变迁，其影响重要性究竟如何至今仍很不清楚。

　　假如把当代环保主义者们的标准应用于譬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人类是一场永恒的生态灾难目击者，也是肇事者。我们将过去的生物栖息地变成了耕种区域，将原有的花草树木挤出去，并以农作物取而代之，结果导致了气候变化（或由于灌溉，或由于森林砍伐造成的沙漠化，或由于放牧造成的植被减退）。然而，正常思维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下结论。从当前环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对欧洲中部原始森林的砍伐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然而，中欧的森林为新的、不同的文化景观所取代，形成我们今日环顾四周所见到的景观，而且坦率地说，较之已经不复存在的原始森林，这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风景线——而且绝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而言。

　　假如我们仔细审视环保主义者的逻辑，就会发现那是一种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繁衍。通过人类智力的发展以及人类重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已经突破了原始的自然的范畴。许多环保主义者拒绝将人类置于他们关切和思考的中心位置，这并非偶然。与他们的观点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词是否恰当或合适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并且承认——这确实是构成我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的确相信，“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对全人类整体的一种思考。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建立在将地球神格化基础上的所谓“该亚假说”亦复如是（从基督教视角对这种假说进行的批评，请参阅沙颇［Scharper］，1994）。

　　环保主义者们看来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陆地的现状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自然保护者们时常提起的争端，所针对的并非任何原始自然，而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举例来说，目前没有一个判断特定地区内动物种群的存在是否对人类活动构成障碍的标准，尤其是当这些种群是人类在过去数百年中改造了当地的地貌之后方才迁徙到这一地区时。

　　环保主义者们甚至漠视这一事实，即大自然——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也在不断地寻求并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在某些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存条件因为人类活动而遭受威胁的同时，对于其他物种，生存条件或许开始变得有利。大自然本身能够对这些变化作出十分灵活的适应。情况历来如此，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是这样了。所以说很多报告计算在过去数十年中走向灭绝的物种的统计数据都是严重误导。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仍经常被用来作为推行各种保护主义者的禁令、限制等的强有力的论据。动物物种的出现和灭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自然永远都在对变化着的条件作出相应的反应。

　　一个预先界定的、我们有义务对之进行保护的世界最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世界的状态，是庞大数量的天文、地理、气候（及许多其他的）因素之间自发互动的结果，也是生物界之中各个成员施加的影响所致，所有这些成员都在不断地寻求最佳条件以繁衍后代。大自然中存在的平衡状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事实上是由庞大数量的局部不平衡组成的一种“趋向性”平衡）。

　　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专制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或——用一个当今时髦的形容词来说就是——“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苏维埃式专制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他乌托邦一样，这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尽管是无法实现的）。

　　环保主义者们的攻击行动与时俱进，这一不难考证的善变特点使其怪异秉性暴露无遗：因为对他们而言，具体的批判目标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唤起公众的危机感，预言程度大到难以想象的危机，昭示那种威胁的严重性。一旦成功地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当务之急就是采取行动，迅速行动，立即行动，而且不要为小事而耽搁，也不要因采用必要措施的成本问题而耽搁。在这种气氛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机会成本”（即因主次顺序的改变而浪费掉的和未兑现为收入的支出），避弃常规的、所谓“太过拖沓”的议会民主程序，不要等待“普通平民百姓”来理解（因为向他们解释清楚一切太浪费时间），应由那些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士直接作出决策。

　　这不是偶然。环保主义诞生之初先是关注河流湖泊中水质及工业化地区的烟雾污染，接着转向了自然资源枯竭话题。细想那本由米都斯等人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委托制作的荒谬而著名的《增长的极限》（TheLimits toGrowth），以一种马尔萨斯式的风格预言“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多，并重点关注滴滴涕（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元素和合成剂。环保主义还发现了“酸雨”，警示我们提防物种灭绝，发现了冰川的消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所谓臭氧空洞的危险，温室气体效应，直至最后的全球变暖。其中的一些灾难假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被自然的、自发的人类行为有效地解决了。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专制主义者们打着人道和恻隐的旗号——诸如关爱人类、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关心人的福祉等——正在有效地摧毁人类的自由。环保主义者们也以不次于之的高尚的口号——他们对自然的关注更超过了对人的关切（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激进口号：“地球第一”！）——做着同样的事情。在两者的案例中，口号曾经（而且仍然）只不过是个烟幕弹，真正重要的（至今犹然）无非是权力，是“被上苍指定的人们”（他们如此自我评价）的特权，是对我等芸芸众生强行贯彻唯一正确的（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改造世界的支配权。

　　我同意马雷克?罗耶克（MarekLou?ek）的观点，他说的环保主义者们“努力试图改革社会秩序，努力消除因自由市场带来的社会及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Lou?ek,2004），其实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捷克共和国工业与贸易部现任部长马丁?西曼（Martin?íman）是捷克的一位重要的反环保主义人士，他多年来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最新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欧洲的变暖歇斯底里症》（TheEuropean WarmingHysteria，参见参考文献）明确指出，欧盟委员会增加所谓可再生资源份额的决定“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干系”，而且“与所谓全球变暖的相关度甚至更低”。他认定某些欧洲政客近来野心勃勃地领导抵御全球变暖的战役，是在“浪费精力”。他以下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欧洲的先锋地位，比在脖子上套个红领巾还要没有希望。”

　　我还同意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如在他的文章《作为绿色宗教的生态主义》（Ecologism as aGreen Religion, Brezina, 2004,37—57页）中所说的。这位作者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生物学家，他非常正确地、严格地将这种“绿色宗教”与“科学生态学”区分开来，这种区别是某些人至今根本不能理解的，或者他们是装作不理解。布列辛纳不认为环保主义（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生态主义”）是“对真正的生态危机理性而科学的回答”（43页），这场危机——我要补充的是，并不存在——其实是对“当前文明形式”的一种总体否定。激进环保主义是建立在认为问题就隐藏在“现代社会的本质当中”（53页）的观点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必须改造。

　　伊万?布列辛纳还明白无误地对有关阿尔?戈尔本人电能浪费的丑闻，作出了闪电般迅速的回应。在他的文章《变暖宗教大公爵的身上一丝不挂》（TheHigh Priest of the Warming Religion Is Naked，Mladá fronta Dnes,March 3rd, 2007）中，他毫不妥协地揭露了戈尔之流的伪善嘴脸。

　　英雄所见略同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卡莱尔?克里氏也将环保主义视作“一种新宗教”。他非常风趣地问道：“谁应当对捷克的舒玛瓦山区和科尔格诺士山区正在消失的冰川负责？该不是那些青铜器时代骨灰瓮文化时期的史前人类吧？”

　　我还可以引用持相似观点的其他捷克，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论述。可惜的是，这些（还有类似）对环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不论是在捷克国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如今都为少数派的主张。在当下的氛围中，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并且很明显地——在所有那些无需直接对任何人负责、因而属于“后民主的”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中，这些观点都被视为政治性错误，并且因此被严重地削弱和孤立。

　　捷克绿党主席马丁?布尔西克（Martin Bursík）在他的题为《千万不要低估生态风险》（“Let Us NotUnderestimate the EcologicalRisks”，Bursík，2007）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实际上是抱有政治野心，想要改变目前现实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为创造政治的、体制的、经济的生活环境，以确保人类的——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捷克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政治代表工作”（69页）。让我们来注意他发言中的这几点：

　　他说到了未来。根本未作出定义的、也无法定义的，“生活环境“，根据他的说法，尚待创建。也就是说，对此进行的思考都是局限在将来时里。如此而来，这样一种环境，有利于地球上的——尤其是有利于捷克的——生物生活的环境，迄今从未被创建出来过。这话没有道理。除此之外，这些人似乎完全忽视了自专制主义垮台以来在捷克发生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环境改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由友善于环境的（却对环保主义者不友善的）市场所“安排”的，是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制联手打造的。布尔西克要么是完全否定这样的体制，要么是认为做得还不够。

　　他所谈论的不是局部的变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边际变化——而动辄是“全人类”的解救，不幸的是，这是我们曾几何时听得太多的那些东西。

　　他仰赖于政治行动，而不是依靠自发的、非政治的、无人策划组织的，由数百万明辨是非的人民——出于自身利益——理性参与的行动。古典派自由主义信条，即人类的“思想和技能”将“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案”，根据布尔西克的说法，只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理论”，他对此不以为然。